唐代《春秋》經學家啖助（724-770），字叔佐，生於唐玄宗開元十二年，卒於唐代宗大曆五年，享年四十七。原籍為趙州（今河北省），後遷至關中地區。
      天寶末年，啖助正客座於江南，因安史亂事，烽火遍地，中原地區慘受戰火蹂躪。此時，三十歲左右的啖助決定留下，且分別在台州府臨海（今湖江省）及潤州丹陽（今江蘇省），擔任過兩任的文職官吏。在任官期滿後，他便選擇了遠離仕宦之途，毅然走向隱於陋巷的清貧生活，居住於丹陽，開始他窮盡心力的《春秋》學研究與著述之路。
      自三十七歲（唐肅宗上元二年，761）開始，啖助「集三傳，釋《春秋》」，花費十年光陰（成書於唐肅宗大曆五年，770），撰成《春秋集傳》、《春秋統曆》二書。雖然，這段期間內完成的著作，今天皆已亡佚，無能得見，但卻被身為弟子、學友的陸淳、趙匡所發揚，為今天《春秋》學研究史上所謂「新《春秋》學學派」奠定下綱領式地的堅實理論基礎。
      在長達十年的撰述過程後，啖助弟子陸淳、啖助之子啖異，帶著啖助著作前往趙匡處請益。之後，由陸淳進行編纂。五年過後（大曆十年，775），《春秋集傳纂例》十卷本，正式成書。此外，還有《春秋微旨》三卷、《春秋辨疑》七卷等書，都在學生陸淳的充實、發揮、大力推廣之下，使以啖助之名為首的「一家之學」，得以留名中唐青史，並流傳至今。
      從背景論，天寶末年後的安史之亂，給人民帶來不安恐慌。大唐盛世的動搖、摧毀，看在聰悟的啖助眼底，絕無法無所事事的白白度過。於是，他選擇了最能反映政治現實的《春秋》經作為依據，批判當時的君臣權力關係。但其實，在更早之前的魏晉南北朝以降，隨著道教建立、佛教東傳，儒家學說早已陷入嚴峻莫名的的局面，一時之間，已不再可能依循老舊的方式經營延續，因此，改變自己，成為時勢所逼的不得不然之舉，否則，終將無有進一步發展的生存可能。
      啖助長於《春秋》之學，所持言論，多異於先儒。例如，他說「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《春秋》，後人謂左氏，便傅著丘明，非也」，由此論證「《左傳》非左丘明一人所作」。又指出「公羊名高、轂梁名赤，不知何據，未必是實」；或者，指出「《春秋》之文簡易，先儒各守一經，互不相通又互相攻擊，所以其弊端日甚」的看法，在在都可見其「標新立異」之處。但這種以經義為主，不以傳害經，且經義應該因時而立、學術應該運用到政治上的觀點，以及明正使用比較方法，打破了門戶之見（不必嚴守「師法」、「家法」），變專門之學為通學的方法，開啟疑古之風，走向實事求是的進程。雖稍有異於先儒作風，但確實成就「經學變古」的先聲，表現了儒學轉向的趨勢，帶動宋代的「經學變古」、理學興起風潮，皆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以啖助為首的「啖助學派」，是中唐《春秋》學一個介於新、舊之間，捨棄了舊方法，卻藉由檢閱舊資料，來主導新學風的學術體系。從大歷史的觀點來論，其具備了「承先」（集漢詁之大成）──「啟後」（導宋學之先路）的指標意義。因此，宋儒陳振孫曾道：「漢儒以來，言《春秋》者，惟宗三傳。三傳之外，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，自啖氏始，不可沒也」，明白精準的標舉出，啖助立身於中唐新《春秋》學派中獨有的前瞻身分。

撰稿人：陳讚華